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西南部，东距黄河约10公里，西距无定河约5公里（图一）。遗址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地貌以下切深峻的河谷、沟壑和支离破碎的梁、峁、塬、盖为典型特征，属地貌学所指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一、遗址概况
1983年寨沟村出土了1件商代青铜鼎。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辛庄考古队于专项调查中在寨沟村的寨塬盖地点发现夯土断面和灰坑等遗迹，并在地表采集到大量商代陶片，同时在寨沟村的鱼塔梁地点采集到1件陶范残块，在任家岭地点采集到1件商代陶三足瓮。2016年，辛庄考古队对寨塬盖和任家岭进行初步勘探，发现寨塬盖大型夯土遗迹和任家岭小型墓地，初步确认包括寨塬盖、鱼塔梁、任家岭、戏楼峁在内的遗址和以前的铜器出土地点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群。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榆林市、县文博单位组建清涧考古队，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目前已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群、多处一般居址点、铸铜遗存、大中型墓地等12处功能不同的遗址区，分布范围约300万平方米（图二）。遗址群中心位于寨塬盖，其上建有高等级大型夯土建筑群，是整个遗址的核心。中心附近1公里范围内发现8处商代遗址、墓葬点，其中白草寺、鱼塔梁、曹家山、十家岔、黑出土峁等五处地点发现有规模较小的夯土建筑，推测为低等级居址，鱼塔梁地点还发现有陶范，兼具有铸铜作坊功能；鱼塔梁、鱼塔梁西坡、曹家山、黑出土峁、任家岭等五处地点发现有小型墓墓地。中心外围1.5～2.5公里的戏楼峁、后刘家塔、念则咀等三处地点发现有小型墓墓地。调查发现的遗址点从陶片上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差别，应属于大致同时期的遗址群。这些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山峁上，共同组成一个规模巨大、遗存丰富的商代遗址群，体现出商代黄土丘陵地区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功能互补”的分布特征。
展开剩余92%2022～2023年，清涧考古队对寨塬盖、鱼塌梁和后刘家塔三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后刘家塔贵族墓葬和鱼塔梁商代小型墓葬材料已经公布，不再赘述。本文仅对寨塬盖大型夯土建筑区和鱼塔梁其他商代遗迹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二、寨塬盖地点发掘区
寨塬盖地点为寨沟遗址大型夯土建筑区所在地，也是遗址的核心地带，位于两沟交汇处的独立塬峁上，塬体略呈东北-西南走向，塬顶高出南北两侧沟谷约80米（图三）。顶部有两层平台，落差约10米。其中东侧平台（东区）最高，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4、南北宽99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西侧平台（西区）略低，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东西长220、南北最宽74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
本次主要对东区进行了发掘。针对寨塬盖商代建筑群规模大、房址为下沉式建筑的结构特点及其被晚期人类活动大规模破坏的现场实际情况，采取了探方发掘和开放式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首先布设10米×10米的探方128个，对发掘区的地层堆积进行整体发掘，但有部分探方未完整发掘。发掘至商代房址、夯土台基等遗迹层面后根据平、剖面判断房址的范围。随后对各房址范围内的晚期遗迹和商代堆积依次向下发掘，直至清理至房址底部的活动面时停止，各房址发掘面积合计2140平方米（图四）。为最大程度地保持商代建筑的完整性，兼顾地方后期的展示需求，对商代房址以外的夯土台基区域只发掘至夯土的水平面即停止。在不影响整体判断的情况下，大量打破夯土台基的晚期遗迹均未发掘。夯土台基、护坡墙及房址活动面之下未发掘到底的区域，根据勘探数据和自然断面绘制剖面图。
（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地层分两层：第1层为耕土层，分布于整个山峁，厚0.15～0.3米；第2层为垫土层，仅分布于发掘区西南部ⅠT019011、ⅠT020012等探方内，厚0.3～0.5米。第1、2层下分布有大量宋代遗迹，主要有灰坑和房址，部分灰坑为较大的深坑，直接打破商代夯土和生土。商代夯土建筑等遗迹亦直接叠压于第1、2层下。现以ⅠT023013、ⅠT024013西壁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堆积情况（图五）。
该剖面仅见第1层及其叠压的遗迹。第1层为耕土层，褐色土，土质松软，结构疏松，厚0.15～0.28米。大致水平分布。包含较多植物根系、晚期砖瓦片、瓷片及少量商代陶片。
北廊F3叠压于第1层下，其廊道内的堆积可分为四层。F3第1层为灰黄色土，土质松软，结构疏松，包含植物根系、烧土灰和部分商代陶片，底部有水淤现象。厚0～0.55米。遍布于F3内，自北向南呈坡状堆积。F3第2层为浅灰色土局部泛黄，土质松软，结构疏松，包含物有植物根系和部分商代陶片。最厚0.35米。主要分布于房址的西部及中南部，自北向南呈坡状堆积。F3第3层为黄褐色土，土质坚硬，结构致密，包含较多的倒塌破碎夯土块。厚0～0.56米。主要分布于房址的西部与中部，自北向南呈坡状堆积。F3第4层为灰黄色土，土质软松，包含物有炭粒、兽骨和商代陶片。厚0.42～0.85米。分布于房址中、西部的大部分区域，近水平状分布。F3第1～4层堆积均属商代遗存，其下为房址活动面，保存较差。
（二）总体布局
已发掘的东区位于一高耸的黄土塬上，塬顶平坦开阔。商代遗迹由夯土护坡墙、夯土台基及修筑在台基上的高等级建筑群组成。
塬顶西坡、南坡西段部分区域保存有高度不等的夯土护坡墙，其中以西南角的护坡墙保存最好。西南角护坡墙底部至塬顶垂直高12.2～16、水平宽11～18.5米，墙体以“镶崖包坡”的形式营建，先将底部起伏不平的地面填平，再依山体向上逐层夯筑，夯层厚度多为8～10厘米，个别较厚的夯层可达10～20厘米，夯土内夹杂有炭粒、兽骨和极少的陶片（图六；图七）。护坡墙中发现三排纴木洞，每排纴木洞之间高差1.5～1.8米，纴木洞直径0.25～0.35米。东区西北角暴露出的夯土护坡墙（图八）与之类似。根据以上情况推断商代时期塬顶四周均有夯土墙包边护坡，以加固塬体。
塬顶平台经过人工修整，将自然山体去高填低，大面积夯筑成平坦开阔的台基。随后在台基上大规模营建建筑，整体呈台城状（见图四；图九；图一〇）。夯土台基面揭露出来后可见大量晚期遗迹，为保持台基的完整性未对这些晚期遗迹进行发掘。
高等级建筑群位于夯土台基中部，由下沉式中心院落（F1）和四周廊房（南、北、西、东分别编号为F2、F3、F4、F5）及西门道等组成，整体布局呈“回”字形，建筑合围区域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筑均为下沉式，建筑内地面低于建筑外的夯土台基面（图一一）。
（三）遗迹
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群。
下沉式中心院落F1 位于寨塬盖建筑群中心，平面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方形，方向为41度。东西长43.2～43.6、南北宽15.3～18.4、现存最深1.74米。北、南、西三面被直壁夯土台相围，夯筑壁面保存较好，夯层清晰，壁面未见壁柱。东侧斜坡向上接夯土台上表面，形成可供出入的敞口。地面踩踏面不甚明显，内部未发现柱洞、隔墙等，出土遗物极少（图一二）。
南廊F2 位于中心院落南侧。平面略呈东北-西南走向，方向42度。南廊东部被晚期冲沟形成的大坑破坏，西部被断坎打破，北侧以夯土台与中心院落F1相隔，南侧亦为夯土台。建筑上层部分被晚期人类活动破坏殆尽， 现存东西长86.8、南北宽3.4～8.2米，东宽西窄，现存最深0.74米。南、北两壁均为夯土直壁，北壁现存49个壁柱洞，保存较好者平面多呈方形，边长0.25～0.48、柱间距0.68～1.1米。在F2中部还有一列东西向的8个柱洞。地面起伏不平，中部高两侧低。东段自东向西呈缓坡状逐渐下降，至中段逐渐上升，至西段又逐渐下降。底部地面有明显的踩踏面。
南廊东段、中段内有夯土隔墙，围合出3个隔间，分别为F2-f1、F2-f2、F2-f4，东段南壁外有附属房间F2-f3。隔墙多呈东北-西南向，与南廊方向一致，墙体厚0.5～0.9米，墙壁上多有壁柱洞。F2-f1与F2-f2位于南廊东南部，二者通过门道相连。F2-f3位于南廊东段外侧，东南部被晚期坑破坏，墙壁被烧烤成暗红色。F2-f4位于南廊中段南部，东侧隔墙中部开有门道，西部敞开，与南廊主体连通。隔间地面有明显的踩踏面，多处可见用火痕迹。南廊北壁西段开有一踏步门道，西距断崖22.1米，自南向北由三级踏步逐级而上，台阶长0.78～1、宽0.24～0.33、高0.15～0.2米。第一级台阶下铺有四块平整的石板，门道两侧各有一个柱洞（图一三）。
北廊F3 位于中心院落北侧。平面呈东北-西南向，方向43度。西部被通讯铁塔压占暂未发掘，南侧与中心院落以夯土台相隔，北、东两侧亦为夯土台。已发掘区域东西长38.3、南北宽6.1～7.2、现存深0.1～1.4米。室内地面东高西低呈缓坡式下降，北高南低呈台阶式下降。中东部北半部形成一个较高的平台，台面长22.05、宽1.5～2.55米，高出南半部室内地面约0.3米，台面南北两侧分布有两排柱洞，台面南侧的坡面发现多段炭化的木材痕迹，推测台面原有木构建筑（图一四）。
东廊F5 位于中心院落东部。四周为夯土台，平面呈东南-西北向，方向318度。F5南北两端被晚期扰坑破坏殆尽，仅残存中段。现存南北残长12.4、东西宽7.1、深0.05～0.2米。室内地面的踩踏面保存较好。中部有一隔间F5-f1，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南北宽2.5、深0.1～0.2米。隔间东壁与F5共用，西、南、北墙为夯土隔墙，厚0.5～0.8米。西隔墙中部开有一门道，宽0.68米。室内地面基本平整，踩踏面明显，质地坚硬（图一五）。F5被破坏较甚，从其所处的位置推测为寨塬盖高等级建筑群的东廊。
西门道 位于寨塬盖建筑群西部的西廊中部。门道平面呈东北-西南向，方向37度。东端被通讯铁塔压占暂未发掘。已发掘部分西宽东窄，长16、西宽4.3、东宽3米。南北两壁斜壁向下收束，分布有10组两两相对的壁柱洞，壁柱洞长0.2～0.35、宽0.2～0.25、间距0.75～1.3米。门道壁面被烧烤成砖红色（图一六；图一七；图一八） 。门道地面西低东高， 呈斜坡状， 坡度1 1 度，深2 . 4 ～ 4 . 2 7 米。地面横向铺设有木地板， 木地板均已炭化，单条木板长3.8～4 . 3 、宽0 . 2 2 ～ 0 . 2 4米。西门道近底部的填土内有较多经火烧倒塌的木柱残迹。填土内出土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磬以及斧、钺、铲等的残块，部分器物可基本拼对完整。
（四）出土遗物
寨塬盖建筑群遗址出土各类遗物121件。主要为陶器、玉石器和骨器。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褐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红陶。多饰绳纹，部分饰几何纹，可辨器形有罐、盆、鬲、甗、簋、三足瓮等。玉石器有磬、钺、璧等礼乐器及斧、刀、铲、杵、纺轮等工具。骨器主要为卜骨残片，也有少量笄、匕、铲、纺轮等小型工具。择要介绍如下。
陶罐 F2∶79，泥质浅褐陶。小口，圆唇，卷沿，细颈，圆鼓肩，斜弧腹，平底。肩部以下饰竖绳纹。口径11.1、底径12.6、高41.2厘米（图一九，5；图二〇）。
陶盆 F2∶85，泥质深灰陶。侈口，圆唇，卷沿外翻，束颈，折肩，斜腹微鼓，平底。肩部以下饰绳纹，绳纹间有抹光菱形方格纹。口径26.8、底径9.5、高21.9厘米（图一九，2；图二一）。
仿铜陶鬲 F2∶86，泥质深灰陶。侈口，尖圆唇，卷沿外翻，束颈，鼓腹，分裆，圆柱状实足根。腹部饰细绳纹，绳纹间有抹光条带三角纹。口径11.6、高15.6厘米（图一九，4；图二二）。
陶甗 F2∶91，仅存甑部。夹砂灰陶。口微侈，圆唇，束颈，肩部不明显，斜腹内收，底部有一较大的椭圆形箅孔。口沿外饰一周锯齿状附加堆纹，肩部以下饰竖绳纹。口径33.2、圈足径22.1、高33.7厘米（图一九，6；图二三）。
陶簋 F2∶92，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卷沿，高束颈，腹微鼓，平底，高圈足外撇。腹部刻划一周三角纹，圈足下半部饰绳纹。口径21.6、圈足径17.4、高22.1厘米（图一九，3；图二四）。
陶三足瓮 F2∶80，泥质红陶。敛口，厚方唇，平沿，垂腹外折，圜底，空乳状足。颈部以下饰绳纹，腹部饰抹光菱形方格纹。口径58.9、高82厘米（图一九，1；图二五）。
石斧 F2∶5，黑色石灰岩。平面呈梯形，弧顶，刃部残，器体中部有一双面钻的圆孔。通体磨光。残长10.4、宽6厘米（图二六，3；图二七）。
石刀 F2∶66，红褐色石英岩。平面呈梯形，直背，偏锋单面刃，刃部有崩疤。器体中部有一单面钻的圆孔。通体磨光。残长7.7、宽5.4厘米（图二六，4）。
石有领璧 F2∶68，褐色蛇纹石。器表磨制光滑。孔上凸起领，器身由内向外逐渐变薄。复原直径10.3、高2.6厘米（图二六，2；图二八）。
石磬 西门道∶1，青灰色。残存部分平面近梯形，弧顶，侧边斜，底近直。复原当为类五边形磬。上部有一两面钻的圆孔，两面孔径不同。通体磨光。顶边残长30.6、底边残长18.6、高24.6厘米（图二六，1；图二九）。
石钺 西门道∶9，青绿色。通体磨光。平面呈梯形，后端较平直，斜边，双面刃。靠后部有一双面钻的圆孔。长23、最宽12、厚0.8厘米（图二六，5；图三〇）。
卜骨 均用牛肩胛骨制成。F2∶33，残。臼角切去。背面整治平整，有12个长方形凿痕，其中8个凿痕一侧残存有灼痕。正面磨光。残长20.6、残宽1.6～6厘米（图二六，6；图三一）。
寨塬盖地点的建筑规模宏大，位于台城中心，出土较多高等级遗物。该地点应是遗址群的礼仪性公共大型建筑群。
三、鱼塔梁地点发掘区
鱼塔梁地点位于寨塬盖以东500米处的鱼塔梁南坡，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东、南、西三面为沟，北部上接鱼塔梁主梁与外部相连。发掘共布设10米×10米探方87个，发掘面积约876平方米。发现有商代的夯土墙、灰坑、小型墓葬及战国墓葬。
此次发掘区分为北（A）、中（B）、南（C）三个区域，商代夯土墙和大部分灰坑位于发掘区南区，小型商墓分布于中区和南区，战国墓在发掘区除最南端以外的北、中、南区均有分布。部分小型商墓打破商代的灰坑和夯土墙（图三二；图三三）。
（一）地层堆积
鱼塔梁地点地面呈缓坡状，地表水土流失程度高，地层堆积浅薄。第1层耕土下即为商代和战国时期的各类遗迹及山体的生土。现以位于商代夯土护坡墙区域的ⅠT031090、ⅠT 032090西壁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堆积情况（图三四）。
第1层：耕土层。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系，厚0.2～0.33米。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出土少量绳纹陶片、兽骨及零星陶范。
第2～4层为夯土墙基槽内的堆积。
第2层：深灰色土，土质较硬，含植物根系，厚0.1～1.63米。中部较厚，两侧较薄。出土绳纹陶片及少量陶范。
第3层：浅灰色土，土质较硬，含炭屑，厚0.25～1.55米。中部较厚，两侧较薄。出土绳纹陶片、较多的陶范及少量兽骨与骨器。
第4 层：黄褐色土，土质坚硬，含零星炭屑，厚1. 2 2～2 . 2 9米。未出土遗物。
作为夯土墙基槽填土的第2、3层内出土的陶片和陶范均较为细小、破碎，茬口棱角圆顿，具有较高的磨圆度，应是夯筑夯土墙时二次搬运混入，陶范年代应早于夯土墙。M1、M4、M5、M8等小型墓葬打破夯土墙基槽，说明小型墓时代最晚。
（二）遗迹
包括夯土墙、灰坑、墓葬等，墓葬暂不报道。
夯土墙位于发掘区南部断崖边缘地带，灰坑和小型墓位于发掘区中南部。
夯土墙 墙体结构由外侧的护坡墙和内侧的基槽两部分组成。外侧护坡墙现存长106.6、宽0.6～2.75、最高4.83米，由质地坚硬的黄土夯筑而成，夯层清晰，每层厚0.1～0.2米。内侧基槽长83、西段宽0.7、中段宽6.7、东段宽5米，最深3.55米（见图三二、图三三），由护坡墙和自然山体之间的空间填埋而成。填土可分为三层，局部经过粗夯，偶见夯窝，无夯层（图三四）。
H 5 位于发掘区南部ⅠT 0 3 5 0 9 1 、ⅠT035092交界处，叠压于第1层下，被战国墓M21打破。现存平面呈圆角方形，东西长2.88、南北宽2.69米。口大底小，斜壁，平底，底部东西长2.58、南北宽2.5、深1.69米（图三五）。坑内填土为一次性堆积，深褐色土，土质较硬，夹杂大量碎小的夯土块和少量陶片，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绳纹。
（三）出土遗物
鱼塔梁地点商代遗址此次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03件。主要为骨器、石器、陶器，骨器有卜骨残片、匕、笄、铲、锥等，石器有斧、刀、杵等。陶器包括陶片和铸铜陶范，陶片均十分碎小，未拼对出完整器；铸铜陶范均为残块，共计42件，这些陶范除少量出土于耕土层外，其余均出土于作为夯土墙基槽填土的第2、3层内，尤以第3层出土数量最多。以下仅介绍铸铜陶范。
铸铜陶范残块经检测带有使用痕迹。陶范纹饰繁缛、精美，可辨识的纹饰有云雷纹、连珠纹、兽面纹等，铸造的器类有瓿、簋、觚、觯（卣）和车马器等。现择要介绍如下。
瓿腹范 ⅠT032087③∶16，灰胎，夹细砂，青灰色。左、上两侧残存分型面，平面不规则。从上部分型面可知铸件至少在腹颈相接处有水平分范。范背外鼓且粗糙。型腔微内凹，饰斜方格乳丁纹。残长6.9、宽3.4、厚2.5厘米（图三六，3；图三七）。
簋范 ⅠT032087③∶28，灰胎，青灰色。平面呈梯形。上端分型面保存较好，型腔下端留有定位线。范背外弧，型腔内凹，分型面下为腹部纹饰带，以细泥条云雷纹为地，其中可见两组较残的夔龙纹，纹饰带上下边沿饰一周弦纹。残宽4.2～6.2、高6.7、厚2.5厘米（图三六，2；图三八）。
觚范 ⅠT032088③∶14，灰胎，夹细砂，青灰色。未见面背料区分。平面形状不规则。右侧留有分型面及榫卯槽，其他三边残。范面内弧近半圆形。纹饰部分脱落，可见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该范当为觚体中部的外范。从弧度推测该范至少纵向三分。残长6.3、残宽5.2、厚3.4厘米（图三六，7；图三九）。
觯（卣）盖范 ⅠT032 0 8 9 ③ ∶ 8 ， 灰胎， 夹细砂，青灰色。残存约四分之一，平面近扇形。盖缘分型面平整，近圆心处留有盖钮榫卯， 左右两侧残。范背凹凸不平。型腔内凹，边缘留有纹饰带，纹饰带主纹为云雷纹，上下端各有一周连珠纹。残长8.9、残宽6.4、厚3.1厘米，复原盖口径长轴约6.7、短轴约6厘米（图三六，6；图四〇）。
不明器形范 ⅠT032088①∶2，灰胎，夹细砂，青灰色。残存左、上两个分型面，下端及右侧残。平面呈长方形。范背外鼓。型腔面平整微内凹，残存纹饰有雷纹为地的兽面纹，仅存兽面左侧的眼、角部位。残宽4.6、高5.4、厚4厘米（图三六，5；图四一）。该器或为一方形器的腹部纹饰带，不排除为嵌范。
车舆较端饰范 ⅠT032087③∶9，灰胎，范土夹细砂，褐黄色。上、下、左三侧分型面圆弧，似有涂层，右侧残。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未见浇冒口。分型面平整，范背外鼓且凹凸不平。型腔所见铸件呈窄长方形，纹饰大部分脱落，但依稀可辨一组夔龙纹，夔龙纹右侧留有一方形卯。残长12.4、宽7.8、厚3.1厘米，所铸车舆较端饰残长9.6、宽2.5厘米（图三六，1；图四二）。
泡范 ⅠT032088③∶16，灰胎，夹细砂，青红色。当为双合范的一半，残存三面，分型面平整，下端残，残存部分平面近长方形。范背平整。型腔内凹，以细泥条饰盘龙纹，仅存后身及尾部。高5.3、残宽2.5、厚1.9厘米，铜泡复原直径约4厘米（图三六，4；图四三）。
四、结 语
寨沟遗址寨塬盖地点出土的陶器器类、器形、纹饰均与李家崖遗址出土陶器近似；鱼塔梁地点出土陶范的可辨器形、纹饰也均为典型的商代晚期风格。寨塬盖地点2例紝木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300～1226年；鱼塔梁地点小型墓葬（M2、M4～6、M8、M17～20、M22～26、M29~33、M35~40、M42)人骨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227～1000年；后刘家塔地点墓地M1的平均年代95.4%概率区间为公元前1200～1015年，其上限可能进入殷墟第二期（公元前1255～1195年），M2～4的年代更大概率对应殷墟第三、四期，也不排除有一定概率进入西周早期（晚于公元前1040年）
。综合来看遗址的整体年代应为商代晚期。
寨沟遗址出土的陶器、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黄金饰品、小型墓葬中出土的蛇首匕与銎内戈等青铜工具和兵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贵族墓葬中大量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卜骨与殷墟相同，个别器物可与殷墟王陵出土的器物相媲美。遗址出土的陶范也显示出与殷墟铸造系统的联系，可见从制作工艺技术、器物类型、思想观念、器用制度上，均反映出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样貌，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细的陶范遗存、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遗物，为我国北方地区目前所仅见。这批遗存揭示出商代晚期陕晋高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对探讨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及互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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